葛布是什么意思,葛布是高考状元吗

从明弘治（1488～1505年）到正德年（1506～1521年）初，黄陂人便在汉口建成集商贸、民间工艺与地域文化于一体的黄陂街（《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武汉出版社，2007）。清道光年间，浙江乌程（今湖州市吴兴区）人范锴在《汉口丛谈》中，所列汉口街道的明细表中也有黄陂街（今民权路江边附近）。他在注释中写道：“正街（今汉正街）至此分而为二，一稍南而东为打扣巷，一由北而东为黄陂街。”

黄陂街最繁华时拥有“八大行”（徐焕斗：《汉口小志》，《湖北档案》，2007.12），即盐行、茶行、药材行、什货行、油行、粮行、棉花行、牛皮行。一般的街道做生意，皆为门市零售，但黄陂街则可做转手批发，灵活经营。久而久之，黄陂人还打造了一批人们至今仍耳熟能详的“老字号”：“曹正兴”菜刀、“高洪泰”铜锣、“白海记”旗袍、“蔡林记”热干面、“谈炎记”水饺、黄陂“三鲜”……其中高洪泰铜锣与京锣、奉锣、苏锣并称全国“四大名锣”，是著名的“老字号”，距今已有百年历史，其主要特点是造型古朴、发音洪亮、吃锤省力、调门准确,深受国内外用户的好评，国内一些知名的剧团、乐团，以及一些世界著名的交响乐团都使用“高洪泰”的产品。2007年4月1日，高洪泰铜锣制作技艺被湖北省文化厅公示为第一批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916年，黎黄陂就任大总统后，力主让黄陂话竞选国语，尽管曾经作为一种谈资的趣闻，但的确有据可依。因为黄陂方言属楚语系，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许多黄陂话与《楚辞》中出现极多的字、词、句有某种相通之处,还有相应的声母、韵母、声调、词汇和语法。而且其语言魅力，通过黄孝花鼓与黄陂鼓书在湖广地区广为传播，再加上天下黄陂人加以推广，是具有可操作性。

黄陂人也将饮誉海内的纺织业，带入汉口经营。明清时期,从而使质地精美的明代贡品——黄陂葛布传统产业得以进一步发展。万历二年(1574)绍兴进士、兵部员外郎、诗人陶允宜之《黄陂葛》诗云：“楚人种葛不种麻，男采女织争纷拿，黄陂所织尤精嘉。光洁匀细眼不斜，皎如白苎轻如纱，进之内宫传相夸。”（清·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二四《衣冠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在乾隆年间建于汉口大郭家巷的袜业公所，就是黄陂织袜业集会议事之所，也是全国最早的手工业行会组织会所之一（高春颀：《中国商会的起源》，《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08月19日）。于咸丰年间重修的老君殿,则是黄陂烟袋帮之公所，坐落在广益桥港边正街。至清末民初，汉口的行帮增至近200个。

民国年间，武汉市硚口十码头的粮行、福新面粉厂、统一街的鞋帽店，文书巷的黄陂酒楼、牛皮行，南京路口的皮毛店，清芬路的旧货一条街等，都为黄陂人所开。如今，武汉市江岸区与江汉区有一大批黄陂后裔，其中谌家矶、岱家山在20世纪50年代前均为黄陂所辖。 开放的自然环境，悠久的文明积淀，便利的区位优势，使黄陂商人通过与各地商人交流与合作，从而借船出港，走向全国各地。仅从明朝中期至清初，全县外迁者达4万人之众。即县内人口由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的15660人减少到清康熙五年（1666年）的11667人（清康熙五年《黄陂县志》）。

首先，从事航运业者借助舟楫之便，上至重庆朝天门，下至上海码头经营，天长日久，黄陂籍码头工人大都在浦东和山城定居；事业有成的商人，则在沪上十里洋场立足。

当太平天国起义战起，迫使江南商人纷纷迁往上海租界寻求庇护，外国的房产商乘机大量修建“石库门”（房屋用传统木结构加砖墙承重建造，外门选用石料作门框，故名）住宅。为此，精明的黄陂商人就组织黄陂的能工巧匠，参与兴建了中西合璧的石库门民居，并有一批黄陂人在此落户。于是，后来就将今上海市中心城区（卢湾区）石库门一条街命名为黄陂路。到了当代，又由于中共一大会址位于今黄陂南路，使“黄陂”之名更是远扬。

与此同时，黄陂商人还在长江、汉水流域创业落户。不仅在成都、襄阳、黄州、麻城、九江、景德镇、南京、杭州等地建有公所、会馆或同乡会，其店铺产业也广为分布。如南京下关一带就有黄陂人开设的板鸭连锁店，芜湖鹅卵石路有黄陂人开的皮毛店，安庆大西门外有黄陂人开的作坊：钉秤的、制麻袋的，整条街几乎都是黄陂人。

随着黄陂人丁兴旺，官府在明、清二朝推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时，也把黄陂作为重点。清同治年间四川《新宁县志》称：“邑多楚人，各别其郡，私其神，以祠庙分籍贯，故建置相望。”西南大学蓝勇教授介绍，湖北许多州县的移民还有大量独立的会馆，最常见的便是湖广黄州人兴建的帝主宫，也称黄州会馆。还有石阳（今黄陂三国时属石阳县）会馆，成都和叙府的湖北黄陂人的会馆（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再次，在京汉铁路、粤汉铁路建成后，黄陂人又不断向大江南北和黄河上下扩展“无陂不成镇”的范围。随着黄陂人在当地的不断增多，黄陂会馆就成为黄陂人联系的纽带。如北京的黄陂会馆，就设于宣武门外潘家河沿。

黄陂人在外思乡之故，便以黄陂为地名纪念之：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黄陂桥乡，江西省宁都县、抚州市宜黄县与广东省有梅州市兴宁市、清远市英德市等四个地方均有叫黄陂镇或黄陂乡的，广州市则有黄陂农工商公司、广州开发区萝岗区联和街黄陂社区居委会，广东惠州市博罗县和福建长汀县都有个黄陂村，安徽庐江县的黄陂湖，各地叫黄陂河、黄陂塘、黄陂坡、黄陂站、黄陂新村、黄陂小学的也不少。 黄陂因此人才辈出。在科举时代，黄陂举人、进士之多，在湖北首屈一指。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一书记载，在明清540年里，全国平均每县30人，黄陂则有81人。诸如明末的“二裴”：榜眼裴宗范、裴宗德兄弟，清代“文武三榜眼”：曾大观、刘彬士与金国钧，“父子同科”：范轼与范熙壬等。这些取得功名的仕子被朝廷派往全国各地做官，其后裔和亲友也因此分布各地，“无陂不成镇”的美名传四方。

清代的黄陂“二金”（进士金光杰与榜眼金国钧父子），其后裔遍及海内外。金永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历任黄兴、段芝泉参谋顾问、黎黄陂大总统的陆军部长，晚年定居日本。其后裔做道尹县长、局长多人。金唯信在美国哈佛大学获经济学位后，回国历任台湾“财政部赋税署长”、“中央信托局长”。金永炎之孙金宗麟,曾任台湾驻美“中信局”主任。清咸丰壬子恩科进士周恒祺，历任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漕运总督，其后裔分布在湖北、上海、四川、东北、海峡和大洋彼岸。晚清戊戌进士范轼的后裔，竟有范熙壬、范熙申与范熙绩三人留日学成归来，后分别任民国国会议员、海军舰长和陆军军长，世称“范氏三杰”

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正是随父到北塘，才有机会在北洋水师学堂上学，接下来因出身海军被张之洞相中而飞黄腾达。他就任清军协统、首义都督和大总统期间，身边云集了一批黄陂人或湖北老乡。黎晚年大力兴办实业，产业庞大，先后投资银行、厂矿等金融、实业近70家,投资总额超过300万银元,而且形成系列,诸如他在金融业的投资包括银行业20家、证券类5家、保险类2家。在实业方面,他投资煤矿8个、矿产类8家、森林类3个、纺织类6家、面粉及食品类5家。还包括运输、造纸、贸易、市政、文教等各业。投资的地域覆盖全国京、沪、津、鄂、鲁、豫、浙、苏、冀、东北和香港等14个省市。时下，黎氏的后裔分别在上海、天津、美国和加拿大落户。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时，由于黄陂人在国民政府“五院”（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司法院、考试院）中任职者，以及在军中任少将以上者数以百计，他们率其亲属前往台湾达8万人之众，居港澳者也为数不少。其中生代大多到美国或欧洲求学，学成后大部分在欧美打拼，当年赴台的田长霖兄弟姐妹的8个中生代家庭中，就有6家旅居美国，1 家在加拿大，1 家居台。

在20世纪，田长霖成为美国首任华人与亚裔大学校长，以及美国首任亚裔国家科学委员会委员，胡秋原则是“海峡破冰第一人”，蔡大生系瑞典皇家歌剧院首任华人终身职业歌唱家，蔡红生闯入世界数学王国；进入21世纪，万子美则成为意大利首位外籍“加勋大骑士”。而且在美国、欧洲，以及台北、高雄等地都设有黄陂同乡会。1996年10月，田长霖返乡时对笔者说：过去，因为黄陂人贫穷，才出外闯天下，赢得了“无陂不成镇”美称；如今，黄陂人居安思危，顽强拼搏，让“无陂不成镇”饮誉中外。

改革开放后，随着恢复高考制度和留学热，每年数以千计的学子分别在全国各地或海外落地生根，不断延续着“无陂不成镇”的传奇。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武汉等特大城市，均设有黄陂同乡联谊会或黄陂商会。就连西藏山南地区也有一条黄陂路。

从黄陂籍人士分布地区看，黄陂人遍及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统计，天下黄陂人总数大抵为400万。即黄陂境内100万（实际113万），武汉中心城区100万，中国大陆各地100万，台、港、澳及海外100万。“无陂不成镇”成为海内外关注的文化现象。 黄陂有着悠久的历史，古文化源远流长，世代才人辈出。既有浓厚的江汉色彩，又孕育了具有丰富深厚地方特色的乡土文化。

黄陂一河两岸的文化打造，要体现它的地域文化、民俗民风特点，要让后代都能了解过去的黄陂。前川栽植大柳树，树间行距保持15米1株，因柳树长得快，树冠很大，会遮住其他景物。同时，在树里行间广种四季花卉，这样才能体现宋代理学家程颢所写千家诗首篇《春日偶成》中“云谈风轻近午天，伴花随柳过前川”的意境，让游人看景，思人思诗。

“无陂不成镇”，哪里有城镇哪里就有黄陂郎格。黄陂人打造了一批人们至今仍耳熟能详的“老字号”。因此，本人建议在大柳树之间，雕塑以下黄陂名流群像。

1、高洪泰铜锣：铜锣一响黄金万两。建议塑一带着老花眼镜的老人，手持一面锣，右手拿锣锤在检验铜锣质量（省非遗）。　　2、蔡林记热干面：到了武汉过早不吃热干面，就不算到过武汉。建议塑一身围裙，头带毡帽的中年人，一付挑担，手持竹灶笠往碗里放面的情景。　　3、曹正兴菜刀：经久耐用，钢火好，誉满武汉三镇，家家户户都用他生产的刀。建议塑一老者，脖子上系一条粗布巾，上身赤膊，下身大裤衩，一双草鞋，在抡锤打刀。有洪炉及打铁用具和大木风箱，刀背上有钢印曹正兴三字（市非遗）。　　4、白海记旗袍：首创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一种传统女式服装名牌。高领、腰翘、大开衩，穿在身上亮丽大方，过目者都要多看几眼。建议塑一位师傅穿对襟开的中装，手持皮尺，耳上夹一铅笔，认真的神态，正在为一位美女（头发为大波浪，身着亮丽旗袍）量身体各部位尺寸。　　5、黄陂三鲜（鱼丸、肉丸、肉糕）：科举时代取连中三元（解元、会元、状元）的吉祥之意。建议塑一大木案板上有鱼丸、肉丸、肉糕各一盘，一位老师傅正在一大瓦盆中做鱼丸的情景。　　6、黄陂泥塑之乡：汉阳归元禅寺五百罗汉塑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乃黄陂工匠王煜父子二人花了12年时间塑成。这是黄陂泥塑的代表作，才得以传承出一批现代工艺雕塑家。建议塑一弥勒大佛（即布袋和尚又称欢喜佛），笑口常开。一老一幼王煜父子（清代工匠装束）正在专心塑像的神情。　　7、湖北大鼓之乡：黄陂大鼓或黄孝大鼓又称打鼓说书，说善书等，成为本地主要曲种之一。黄陂土生的大鼓表演艺术家李和发演唱的《丰收场上》唱响全国。建议塑一位身着中山装的说书演员（李和发即可），面前摆一竹架子，上放一圆鼓，手持云板，边唱边敲的神情展示在广大民众眼帘。　　8、楚剧之乡：楚剧发源于黄陂与孝感结合部的界河（俗话说：黄陂到孝感——县过县），原名黄孝花鼓戏，后定名为楚剧，即惟楚有才之意。黄陂涌现出李百川、江秋屏（女）等一代亨誉全国的楚剧表演艺术家。80年代“四下河南”连台戏响誉武汉三镇，家喻户晓，民众争先排队购票，观后老百姓讲：听乡音、赏乡韵、解乡愁，感到特别惬意，真过瘾。建议塑一大桌案，上摆大印、令筒、惊堂木，塑一身着蟒袍、玉带，头带一字官帽的包公坐在大堂之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站立两厢。赵琼瑶跪在大堂之下手持状纸，哭述冤情，让游人置身于戏剧情节之中。　　9、体育之乡：黄陂区委、区政府大力支持群众体育活动，修建了体育馆、羽毛球馆、文体广场和武术专业学校，早晚跑步、打太极、舞剑、篮球、乒乓球、体育舞蹈到处百花齐放。我区还输送了许多运动员，如：乒乓球、田径、体操、篮球、划船、武术等，曾荣获了“国家运动健将”和“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特别是陈菊英（女）荣获“全国优秀田径选手”和“运动健将”称号。建议塑一组群像，突出陈菊英奔跑的英姿（有照片可查），身后有一男一女青少年。左边有练太极的老者，右边有一舞飞刀的青年，后面有一群田径选手”和“运动健将”称号。后面有一群男女老少的跳舞者（6人），共11人。　　10、“九佬十八匠”群塑组合：再现“九佬十八匠”艺人的代表人物，体现黄陂人敢闯天下的闯劲，一付担子，一辆洪车，头戴斗笠，走遍全国，走向世界的大无畏精神。群塑组合共6人，摆在各个方位，让游人一看即知这是我们黄陂老一辈手艺人。　　（1）挑水佬：往日喝长江水、汉水和滠水。建议塑一头戴斗笠帽（凉帽），脖子系土布巾，身着布坎夹、短裤、草鞋，一对杉木大桶，桶内系一木牌子（防水荡出），一根桑木大扁担，嘴里哼着“花鼓戏”乐哈哈。　　（2）木匠：塑一手持锯子的木匠，脚踩一根木头在马夹上干活，旁边有：尺子、刨子等工具。　　（3）泥瓦匠：塑一手拿瓦刀，一手持泥板的泥瓦匠，齐不齐，一把泥，光足在干活。　　（4）篾匠：坐在小凳上，用砍刀劈竹子，旁边有做好的篮子、烧几等物品。　　（5）补锅匠：坐在小马夹上手持一铁锅，用钻钜在钻眼，身旁有二个工具柜，一根宽大的梨木扁担和铜制六角“响板”（这是补锅的招牌）。　　（6）弹花匠：头上系一毛巾，身着对襟衣，大兰布裤，手拿一根牛筋绳特制的大弓和一木棰，弹花时呈弓箭状，有节奏的乐感。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关于黄陂“四大名片”在此未提，原因是，盘龙文化市里将建盘龙城遗址公园，木兰文化在木兰山深深扎根，“二程”文化已在双凤亭公园落脚，辛亥文化现已有黎元洪广场，因此不宜在河西岸重复出现。

但随着抗倭工作的不断深入，胡宗宪发现，他的精力和智商已经无法适应繁重而复杂的事务，所以绝顶聪明的胡宗宪，决定招聘一个幕僚，而招聘的首要条件，就是这个人要比他更聪明。

很快，他就找到了第二个关键的人：

四百年后，国画大师齐白石老先生曾在瞻仰一幅古人作品时，发出这样的感叹：愿为青藤门下走狗！

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如果我能到青藤门下，给他当条狗，就心满意足了。

青藤者，徐渭也，徐渭者，徐文长也。

在明代，有所谓三大才子之称，入选的条件很简单：博览群书、博学多才，但事实证明，由于竞争激烈，越简单的标准越难达成，评来评去，连唐伯虎兄这样的人才最终也没能挤进去。

所以最终能赢得公认，获此殊荣的，只有三个人：解缙、杨慎、徐渭。

作为永乐大典的总编官，解缙被公认为博学第一，而跟皇帝过不去，聚众闹事的杨慎，因为整天呆在山沟里，无事可干，据说读遍了天下群书，被推为博览第一。

徐渭之所以排在第三，不是他的学问差，只是因为他生得晚。论博学，他不如解缙，论博览，他不如杨慎，然而他却成为了三人之中，名声最大，传说最多的人物。

获此殊荣，此人实在当之无愧。

徐渭，正德十六年（1521）生，浙江绍兴人，平生一大癖好是给自己取名字外号，曾用名数不胜数，如徐文清、青藤道士、田水月、漱老人等等等等，当然其中最有名的，还是徐文长。

张爱玲曾经说过，出名要趁早，而徐渭兄绝对符合张**的说法，因为他出名的时候，只有十岁。

在上小学三年级、汉字尚未认全的年龄，徐渭已经完成了一项壮举，他通读了著名文学家杨雄的名文《解嘲》，但这位牛人并不满足于读懂，他还别出心裁，改写了这篇著名文章（即今天的所谓恶搞），最后还给自己大作起了个比较对仗的名字——《释毁》。

徐渭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少年时期的传奇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在我还不知道唐伯虎兄有八个老婆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徐文长智斗地主、徐文长智惩贪官之类的故事。

虽然传说十分动听，但我却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都是假的。因为真正的徐渭先生，是没有精力去干这些闲事的，在三十岁之前，他一直忙着干一件事——考试。

徐渭的前二十年还是很顺利的，二十岁时，他考中了秀才，此时他的名声已经不小了，恰好当时的吏部郎中薛蕙到了浙江，听说了他的才能，叫来一聊，顿时惊为天人，连连赞誉他是最杰出的人才。

有了这位中央正厅级别干部的吹捧，徐渭的名气更大了，他抖擞精神，准备再接再厉，参加乡试考取举人，直至那最后的目的地——北京。

在春风得意的徐渭看来，这不过是走个程序而已。

毫无疑问，徐渭确实是个少有的天才，他多才多艺，年纪轻轻就名满全国，然而在个人前途问题上，他却犯了个致命的认识错误。

因为科举考试，只认进士，不认天才。

一说起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总是千人踩、万人踹，什么葬送人才，禁锢思想等等，比黑社会还黑，比十大酷刑还狠，但历史已经证明，在那年头，这是一个最为科学的制度。

在科举的考场上，没有绝对的公正，却有相对的公平，无论你是世家子弟，还是贫苦百姓，要想奔出美好前途，只有一个选择——拿起手中的笔，把那张考卷答完。然后封上你的姓名，等待着命运的来临。

事实证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才是中第的最佳途径，想玩花样，走后门，几乎肯定是死路一条。

在明代考场上，作弊不是闹着玩的，进去之前要搜身，如果夹带，就要取消考试资格，几年内不准再考，要是你胆子再大一点，准备搞点串通考官、买份考题之类的招数，最好还是先收拾行李，安排后事。因为当年干这行风险极大，一旦被发现，杀头或是流放，那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作弊难度过大，想搞歪门邪道的诸位朋友，估计只能靠拉关系走后门，但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即使你是当朝首辅的儿子，也只能说明你的悲哀，因为在整个明代，高干子弟参加科举大都没有什么好名次，要是你真走了狗屎运，考了前几名，也不要忙着高兴，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你爹很快就要遭殃。

明代历任首辅如张居正、王锡爵等，虽然平时在朝中威风八面，但只要听说儿子考了前几名，就会马上去洗把脸，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谩骂。因为根据惯例，儿子的捷报刚送到，最多几个时辰，言官的骂章就要到了，什么子凭父贵、作弊嫌疑之类，铺天盖地。

明代的言官们是很有民主精神的，几乎个个都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度，外加唾液系统非常发达，且极具穷追猛打的狗仔队精神，遇到这种事情当然不会放过，逮住就咬，咬住就不放。

而要向从这漫天口水里爬起来，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脸皮的，比如那位后来的首辅王锡爵，儿子中了乡试第一名后，实在禁不住骂，竟然把儿子赶回了家，直到十三年后，他早已卸任回家，才让儿子参加会试。

当然了，老子是朝廷高级干部，儿子考试名列前茅，却不挨骂的，也还是有的，不过是绝无仅有，这对英雄父子，就是杨廷和，以及他的儿子，三大才子之一的杨慎。

杨慎兄考中了状元，老爹却没有挨骂，这是因为杨慎兄名声太大，水平太牛，牛到大家达成共识，如果杨慎考不中，那才说明考试有问题。

同样的命运似乎又降临到了徐渭的身上，他名闻天下，才高八斗，去参加小小的乡试，所有的人都认为，中举对他而言，不过是个名次问题。

可是上天偏偏要玩徐渭一把，他第一次参加乡试，没有考中。没关系，擦擦汗，三年后接着考。

第二次，徐渭又没有考中，老天爷玩了他第二把。

同样的游戏发生在三年后，徐渭第三次落第了。

郁闷到极点的徐渭遇到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为什么就是考不中呢？

正是在这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他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人——胡宗宪。

在那次追击战失利后，打了败仗的胡宗宪已经不是浙江巡抚了，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仁兄非但没有降职，反而升任了总督。

因为他的靠山赵文华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栽赃的特长，不但把有功的曹邦辅贬了官，还顺带捎上了当时的总督杨宜，硬给他背了个领导责任。

于是曹邦辅和杨宜就此走人，胡宗宪成为了新任总督，他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地开始自己的雄图大业。

在这之后不久，他听说了关于徐渭的种种传说，经过实际考察，他决定收编这位才子，作为自己的幕僚参谋。

胡宗宪天性聪明绝顶，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他虽然逢迎赵文华和严嵩，但在心底里却根本瞧不起这两个人，而此时的他，更是威风八面，上有严嵩撑腰，下有心腹爪牙，除了福建和浙江外，连南直隶、广东各省都要卖他的面子。

这也就罢了，偏偏这位胡总督还是个相当可怕的人，据史料记载，胡宗宪生来相貌非凡，而且有一种逼人的气势，不怒自威，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官威，令人望而生畏。

比如俞大猷，这位同志是出名的硬骨头，敢于坚持原则，不怕丢饭碗，外加还有一身纵横天下的武艺，曾有人戏言，就算他死了，黑白无常都不敢来带他走。

但就是这么一位响当当的大侠，浙江军分区司令员，每次遇到胡宗宪的时候都小心翼翼，连头都不敢抬，有时还会发抖。

相对而言，徐渭的层次实在太低，连个举人都考不中，虽然有名，也只是个有名的穷光蛋而已。

现在总督看上了穷光蛋，打算请他当幕僚（师爷）。在绍兴一带，当师爷是常事，但能遇到胡宗宪这样的大主顾，还是可遇不可求的，更何况是人家主动来请，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徐渭还是比较直率的，面对总督的使者，他用一口流利的绍兴话快速作出了回答，但他说完之后，使者却一动不动——实在听不懂。

无奈之下，使者请来了翻译，这才了解了徐渭的意思，真可谓是言简意赅——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谁让你来，你让他来！

面对这位超级牛人，使者也无话可说，只好乖乖回去，哆哆嗦嗦地转达了这位穷秀才的原话。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贯狂傲不羁的胡宗宪竟然没有发火，他思索片刻，便对下属说道：我去找他。

骄横的胡总督竟然让步了，让步给一个穷秀才，这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

然而事实证明，胡总督没有做亏本买卖，和这位穷秀才后来作出的贡献相比，别说是让步，让他磕头他都值了。

自古以来，风流才子就是很多高官拉拢的对象，但实际上，这些所谓才子除了吟诗作对、附庸风雅外，并没有任何作用。比如著名的王羲之、王徽之父子，字写得很好，诗文也很不错，但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则应该直接被划入低能一族。

王羲之就不说了，官做得不小，却几十年如一日领工资，混日子，他的儿子王徽之更离谱，这位仁兄曾在军中当过骑兵参军，多少也算个武官，但整天只是东游西荡，啥事不干，浑似梦游。有一天，有人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王徽之同志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我经常看见有人牵着马在我前面走，我可能是管马的。”

在历史中，这种才子兼白痴可谓是数不胜数，而徐渭似乎也应归入此类。

因为徐渭的情况和以上两位十分类似，他身负盛名，且多才多艺，十分擅长书法、绘画、诗文，齐白石老先生看了他的画，便愿意到他门下当条狗，虽是个人意愿不好推广，倒也充分体现了徐渭的绘画水平。

然而对于大众的厚爱，徐渭兄却十分低调，极其谦虚，从他的自我评价中可见一斑：

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

照这个说法，让后人敬佩不已的高超画技，竟然是徐渭先生最不用心（相对而言）的专业，实在是耸人听闻。

万幸的是，徐渭先生并不孤独，因为据我所知，还有一位广为人民群众传颂的人，也有着相同的绘画水平，他就是著名的神笔马良同志。

牛到这个程度，也算是相当可以了，然而牛得上了天的徐渭先生，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相当失败，读了二十多年书，连举人都考不中，基本生活也无法保障，似乎比那位王徽之也好不了多少。

可是胡宗宪依然亲自前去拜访了他，操着一口徽州话，连说带比划，糊弄了半天，终于把人带了回去。

胡宗宪是一个喜欢实干的人，极度讨厌说空话的文人，而他之所以对徐渭如此看重，如获至宝，只是基于自己的一个直觉判断——除了诗词书画外，这个人还有着更为出众的能力。

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事实上，徐渭对自己的能力排序是错误的，因为他最突出的能力既不是绘画，也不是书法，更不是诗词，而是兵法。

徐渭是一个精通兵法的人，且绝非纸上谈兵，这也是个怪事，胡宗宪懂兵法，那是在边界喝了几年风，看了无数死人，千辛万苦才有所悟。

徐秀才天天坐在家里，也没机会上战场观摩，光凭几本兵书就熟知兵法作战，只能说他太有才了。

就这样，穿着一身破衣烂衫的徐渭，大摇大摆地进了总督府，他也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好吃好穿不说，看见什么好就拿什么，除了胡宗宪的老婆，没有他不敢开口要的。

更为滑稽的是，这位仁兄吃饱了饭后，就喜欢四处瞎转悠，不分场合不分地点，有一次胡宗宪在议事堂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与会者包括俞大猷、卢镗等高级将领，大家正屏气凝神地听胡总督训话，徐渭突然闯了进来。

看见这位师爷门都不敲，疾行而入，胡宗宪还以为有何紧急事务，当即闭上嘴，等着徐先生的指示，总督不说话，自然没人敢出声，于是会场一片寂静，大家聚精会神地看着这位天外来客。

徐师爷果然不同凡响，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中，他一言不发，轻松自如地绕场一周，然后扬长而去。

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半天才回过神来：这人莫不是个神经病吧？

胡宗宪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对下属也缺乏耐心，动辄质问谩骂，谁要敢在他开会的时候来这么一手，打个半死拖出去喂狗也不奇怪。

然而对这位拿他开涮的穷秀才，胡宗宪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容忍，压根就没提过这事，放任不管。

胡宗宪的谦虚谨慎收到了回报，在度过开始的磨合期后，徐渭开始映射出耀眼的光芒，他的文笔极好，切中要点，上至皇帝，下到县府，胡宗宪的一切来往公文都由他包办，连老牌公文专家严嵩都几次来信，表扬胡宗宪的公文写作。

然而对胡宗宪影响深远的，并不是这些往来文书，而是一次不经意的谈话。

成为总督的胡宗宪原本以为，在他的光辉领导下，倭寇之乱可以很快平息，但自嘉靖三十四年（1555）后，这场祸乱却越发严重，抢劫犯们越来越勤奋，每年都要来光顾几十次。胡宗宪不肯示弱，分兵出击，全力进剿，结果却是败多胜少，入不敷出。

就在胡宗宪又一次为战败抓耳挠腮、苦思对策的时候，徐渭来到他的身边，对焦头烂额的总督大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先定大局，谋而后动。

胡宗宪就此找到了通往胜利的道路。

他终于醒悟，原来一直以来，自己都在为一城一池之得失拼命，而获取胜利的关键，他却从未把握。

撩开了前方的重重迷雾，胡宗宪终于发现，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渔民、海盗、日本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真正的对手。